時間：108年10月12日（六）－109年5月24日（日）（每週一休館）
     （第一檔：10月12日－1月19日；第二檔：1月21日－5月24日）
地點：故宮南院S304展廳A區
 
旅行，對今天的人們而言，應該不算個罕見的經驗；對許多來故宮南院參觀的觀眾而言，某種程度也正在在經歷旅行。除了休閒、商貿，在歷史上，旅行常常還包括宗教傳播與朝聖、國家使節往返、甚至爭戰與民族遷徙；而正是這些旅行，促進各區域文明間的交流。
「四海名物：國立故宮博物院新入藏亞洲文物精選」乃以歷史上的旅行故事為串場，展出故宮近年新入藏亞洲文物，包含133件展品（部分展件分兩檔展出）。跨地區、跨材質的多樣性是本展覽的特色，其中有近30件文物為入藏後首度公開展出。展覽一方面呈現故宮在「典藏」──博物館主要核心功能之一－－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乃借此呈現這些典藏物件背後的「人」與「事」。


尋找祭司王約翰：歐洲人眼中的亞洲
在經過七個月的旅行之後，基督教方濟各修士德魯布魯丘（William de Rubruquis, 約1215-1257）抵達蒙古大汗蒙哥﹙1209-1259﹚位於蒙古草原中的營地，於1254年的1月4日受到蒙哥汗的第一次召見。德魯布魯丘奉法王路易九世﹙1214-1270﹚之請，於前一年5月自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發。
當時的基督教歐洲已與伊斯蘭教徒征戰了數世紀，瀰漫著關於「祭司王約翰」的傳說。根據這個傳說，東方的祭司王約翰將會率領兵馬協助基督教徒收復聖城耶路撒冷。隨著成吉思汗﹙1162-1227﹚在13世紀初的興起、以及傳說某個成吉思汗的後裔皈依了基督教，蒙古大汗成了歐洲諸王想像中的祭司王約翰。德魯布魯丘除了表達傳教的希求，也肩負著與蒙古結盟對抗伊斯蘭教徒的使命。
蒙哥汗回覆了法王「長生天的訓誡」，耀揚著蒙古軍威，傳教與結盟的目的顯然沒有實現。然正是這樣尋找「祭司王約翰」的熱潮，開啟了歐洲與遠東的接觸。而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在接續印度之後，東南亞各群島、日本諸島、朝鮮半島，陸續被描繪出來；福爾摩沙﹙臺灣﹚也在此時出現在歐洲人的視野中。

西來東漸：東亞古典佛教藝術
9世紀中葉，一位中印度摩伽陀國僧人贊陀崛多來到位於雲南的南詔國（738-902）。依據明代文獻的記載：他在南詔「大闡瑜伽秘典，著述降伏、资益、爱敬、息灾四术」，受到南詔國王豐祐（824-859在位）的崇信，被封為國師。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卷〉（約創作於1172-1176）中留有他的肖像，是將佛教弘揚到雲南本土的八大祖師之一。
佛教自印度經中亞傳入中國，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發展出自己的風貌，從而影響到韓國、日本。雖然有學者指出明代文獻對赞陀崛多的記載帶有渲染的色彩，並且雲南佛教主要是受到漢地、而非印度的影響；然根據研究：南詔晚期隨著民族意識的抬頭，興起觀音化現為梵僧（印度僧人）授記該國國王、「君權神授」的神話，產生當地特有的阿嵯耶觀音、易長觀音信仰。赞陀崛多無疑是眾多梵僧中最著名的一位；而易長觀音頭冠上所出現的五方佛，也意味著赞陀崛多傳瑜伽密典的可能。

西天梵相：漢地的藏傳佛教藝術
1253年夏天，忽必烈（1215-1294）率大軍抵甘肅南部的六盤山，準備南搗大理國（937-1254）。由於將借道川西藏區，忽必烈就近召請了待在涼州（今甘肅武威）、剛接任藏傳佛教薩迦派教主之位的八思巴（1235-1280）。
八思巴生於後藏薩迦派昆氏家族。1244年8月，當時駐守河西走廊的蒙古闊端王子（1206-1251）寫信給遠在後藏的薩迦派教主薩迦班智達（1182-1251），語帶威嚇地希望他能前來涼州「指引道路取捨」。礙於蒙古軍威，年老的薩迦班智達帶著姪子八思巴兄弟踏上路程；1247年正月與闊端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談。會談中雖然西藏不得不歸附蒙古，卻讓西藏各教派保有其原來地位，闊端也信仰了藏傳佛教。
再次把握住機會，年僅18歲、新任教主之位的八思巴在與忽必烈的會面中，博學地回答了忽必烈的提問，先後替忽必烈夫婦傳授喜金剛灌頂，成為他們的宗教上師。而隨著忽必烈登上大汗之位（1260，元世祖），八思巴先後被封為國師、帝師，藏傳佛教在大都（今北京）、江南杭州等地開始發展；藏傳佛教汲取自尼泊爾、所謂「西天梵相」的藝術風格也在這兩地生根。

華麗與拙趣並騁：東亞世俗用品
絨織是一種先將織線與細金屬桿一起織入、再以刀片割斷織線並取出金屬桿的特殊織法。由於兼具華麗與柔軟，在中世紀廣受伊斯蘭與歐洲貴族喜愛；大約15世紀起，義大利即以生產高檔提花絨織聞名。位居東亞的中國雖是絲綢原鄉也熟知各種織造技術，唯獨提花絨織，可能是明中葉（16世紀）透過與葡萄牙人的海上貿易，才在沿海的漳州、泉州發展起來。日本貴族也對歐洲輸入的提花絨趨之若鶩，惟葡萄牙商將其視為商業機密，日本織工一直無法習得其秘技。1639年，因為一艘葡萄牙貨船進口絲綢中有一匹沒被割斷織線且還掛著金屬桿的絨織物，日本織工才恍然大悟。
東亞漆器工藝也以繁複裝飾為特色；然高麗青瓷以及日本茶器則崇尚自然古樸的美學。這些不同品類的世俗用器呈現了截然不同的審美品味。

盛世中的悠閒：日本江戶時期美學
1684年秋，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有「俳聖」稱號的松尾芭蕉（1644-1694）和門人徒步自江戶（今東京）出發，途經富士山、伊勢抵達京都，並在隔年夏天返回。松尾芭蕉沿途創作許多俳句作品，後集結為《曠野紀行》。作為尋找靈感的方式，松尾芭蕉一生還有多次長途徒步旅行。
為了統治需要，德川幕府自1624年開始修築以江戶為中心的五條幹道。松尾芭蕉1684年的旅行即是走其中的「東海道」，這是連結江戶與京都的沿海幹道。由於江戶時代數百年無大型戰事，經濟長足發展，到伊勢神宮參拜、或去古都（京都）或繁華首都（江戶）旅遊成為當時日人的願望，旅遊商機興起。浮世繪大師歌川廣重（1797-1858）《東海道五十三次》即描繪沿途宿場景觀和風土人文，這類風景繪就似「明信片」般被時人視為旅行紀念品。由於大受好評，從而衍生數種版本。除了紀行文學和浮世繪外，蒔繪漆器與華麗和服，也都呈現繁複絢麗的時代風尚。

從勝樂到離苦：斯里蘭卡與東南亞佛教藝術
1296年3月24日，浙江永嘉人周達觀做為隨從，從浙江溫洲港出發，前往位於東南亞的真臘（今柬埔寨）。一開始因順風之故，26天就到了越南中部的占城（今歸仁）；後季風轉為逆風，從占城航到真蒲（湄公河出海口）逆河而上，到查南（Kompong Chhnang）後改換小船，花了十餘日過洞里薩湖，7月下旬抵達吳哥。周達觀一行奉了蒙元皇帝鐵穆兒（1294-1307在位）之命出使招諭真臘，在吳哥待了大約一年的時間。
阿育王時（西元前272-232）佛教傳入鄰近印度的斯里蘭卡，數世紀來雖屢有興衰，逐漸體系化為上座部佛教。其嚴守戒律，將克制慾望、「離苦」（慾望為「苦」的主要來源）視為修行以得到覺悟的主要方法。東南亞大陸部﹙中南半島﹚則是另個發展：印度文明最遲在西元3世紀傳入此地區，婆羅門教信仰最為興盛，佛教則主要流行後期發展起來的密教。後者強調依靠咒語、觀想、瑜伽等方便法門進行心識的轉換而得到證悟的境界，並將這種境界名之為「勝樂」。11世紀中，緬甸蒲甘王朝（Pagan Kingdom, 興盛於1044-1287）進行宗教改革，尊迎戒律嚴謹的上座部，與斯里蘭卡成為兩大中心，從而開啟了東南亞大陸部由婆羅門教、密教改信上座部的浪潮，造就今日東南亞大陸部以上座部為主要信仰的面貌。
周達觀在當時只是個低階隨從，我們從其它史料也看不出此趟出使有什麼具體成效或對蒙元帝國對東南亞的經略有什麼劃時代的影響。不過，周達觀留下了《真臘風土記》，不僅記載了前述行程，還對大吳哥城（Angkor Thom）以及高棉王朝（Khmer Empire, 802-1432）的風土留下相當的記載。正是這本《真臘風土記》，促成了法國探險家在500餘年後重新「發現」吳哥遺址群。

貿易網的可敬對手：東南亞陶瓷
15世紀後半至16世紀初，一艘載運了24萬餘件陶瓷的貨船，大約受到暴風雨的襲擊，在越南中部重要貿易商港會安（Hoi An）外海無助地飄搖。除了少數出自泰國和中國外，這些陶瓷大多產自越南中部地區。貨船僅是當時繁忙陶瓷貿易網絡中的ㄧ員，最終不敵風雨；然這個時空膠囊，讓數百年後的人們得以窺見當時越南陶瓷的璀璨風華。
隨著10世紀本地王朝興起，越南北部原本近乎復刻中國陶瓷的本地陶業開始發展出自己的風格。14世紀後半，憑恃已發展成熟的釉下鐵繪經驗，很快掌握住釉下鈷藍的青花技法。把握明代海禁政策迫使中國青花瓷退出外貿市場所留下的空缺，越南青花以多元的器形與洗鍊的紋飾受到歡迎，不僅銷往不生產陶瓷的東南亞島嶼群，也外銷到中東、非洲、日本等地。抓住時機的還有泰國。其中南部受中國外銷瓷主力之一的龍泉窯青瓷所影響，開發出各色青瓷；另參考景德鎮青花瓷製作出獨具特色的釉下鐵繪作品。兩者皆成為外銷主力。位於大陸部西邊的緬甸又是另一種光景：其陶業可能受到伊斯蘭窯業的影響。

虔敬的愛：印度教藝術
印度教源於婆羅門教，是在古印度圍繞著《吠陀》（Vedic）經典逐漸發展起來的宗教。印度教徒認為「梵」（Brahman，絕對的實在）衍生出宇宙萬物，並以梵天（Brahma）、毗濕奴（Vishnu）、濕婆（Shiva）為三大主神，祂們分別是宇宙運行三階段──創造、運行、消解──的尊格化。在神祇崇拜中，則分別有以毗濕奴、濕婆與性力（shakta）崇拜為主的三大教派，後者以女尊崇拜為特色。印度教徒相信「業力」（karma）因果，藉由正確的行為與修行才能脫離業力束縛而得到靈魂的自由。而對自己信仰的神的虔敬之愛（bhakti），被認為是獲得靈魂自由重要方法，所有遵循《吠陀》經典而來的獻祭、祈求等儀式，皆需根基於此。
藉由與印度次大陸間的季風航運商貿，東南亞大陸部最遲在西元3世紀傳入印度文明，婆羅門教信仰最為興盛。在以印度教為主要信仰的占婆（位於今越南中南部，大約活躍於7-15世紀）王室的石碑中，常可看到印度婆羅門（祭師）、班智達（學者）們活動的身影。

來自東方的搶手貨：印度外銷工藝
1885年冬天，一團印度人共42位，包括了舞者、樂師、雜耍人、雕刻師、織匠、刺繡者、編毯者、樂器製作者等，從印度抵達倫敦進行展演。這其實是倫敦百貨公司老闆亞瑟．利伯提(Arthur Liberty, 1843-1917)的點子，他打算在倫敦打造一個鮮活的印度村，希望創造話題與熱潮。沒想到那年冬天出奇的冷，來自熱帶的印度人無法招架，必須穿上歐式冬服來繼續表演。混搭的扮相讓觀眾非常不滿，進而影響口碑，導致主辦方拖欠表演者薪水。這群三餐不繼的印度人群情不滿集結抗議，最後連孟買的報紙都報導了他們的不幸，並為他們籌款返鄉。
自17世紀中葉以來，從印度、中國飄洋而來的織品、珠寶與工藝家俱等，都是歐洲上流社會追捧的東方珍寶。利伯提失敗的「印度村」計畫在今天看來頗為可笑，但讓我們窺見了長久以來歐洲對於亞洲商品與風土熱衷的一個片面。

無相的崇拜：伊斯蘭宗教藝術
在自然條件艱困的阿拉伯沙漠中，遊牧民族最初皆秉持彼此照顧的精神；然隨著經商致富者成為綠州麥加（Mecca）的權貴，互助精神逐漸淪喪。出生麥加的伊斯蘭教創始者先知穆罕默德(Muḥammad，約570-632)對此感到極度痛苦，在40歲的某一晚獨自在住家附近的山洞靜思時，得到天使加百列(Gabriel)前來傳授真主安拉(Allâh)的啟示：所有人皆平等。穆罕默德開始宣傳他所得到的啟示，信徒與日俱增，但遭來麥加權貴的敵意。
為了躲避迫害，穆罕默德祕密將麥加的信徒分批遷往北方330公里的雅斯理卜（Yathrib）。當麥加權貴發現後，穆罕默德於622年7月16日連夜出走，先藏身山洞3個晝夜，最後沿著紅河岸躲開追捕，於9月24日成功抵達雅斯理卜。穆罕默德在那裏成為伊斯蘭政教的領導人，建造了第一間清真寺，並將地名改為麥地那（Medina），意思是「真主使者之城」。正是這次果決的遷徙，伊斯蘭教終於有了根據地，後世伊斯蘭教徒也以此年做為伊斯蘭教曆的紀元元年。

無相的裝飾：中西亞的織品
921年6月，伊斯蘭阿拔斯王朝（Abbasaid dynasty, 750-1258）中階官員法德蘭（Ibn Fadlan, 877-960）從首都巴格達出發，要前往今日俄羅斯境內的伏爾加河（Volga Bulgars）畔。那裏的部落領袖阿爾米許（Almish）請求在巴格達的哈理發（Caliph，原意為穆罕默德的「繼承者」，為伊斯蘭統治者的頭銜）派人前來教導他伊斯蘭律法。由於北方橫峙著宿敵，法德蘭花了近一年的時間繞遠路方才抵達。922年5月20日，法德蘭在阿爾米許的營帳中宣讀哈理發的信，並將華麗的衣袍、旗幟、馬鞍賞賜給阿爾米許；阿爾米許則在幾日後的週五於清真寺宣讀歸順哈理發的承諾。
在630至720年間，伊斯蘭大軍橫掃中近東、中亞綠州城市、以及北非的埃及。然而，哈理發與邊陲的關係其實很鬆散：邊陲部族透過與哈理發建立關係取得政治聲量，哈理發也需不斷尋求同盟以維繫影響力；而贈送華袍在幾個世紀以來就是阿拉伯、歐亞草原部族表達尊重、建立關係的重要儀式。哈理發與阿爾米許顯然熟悉這樣的共同語言。受伊斯蘭教義影響，中西亞衣袍多以花草、幾何紋為裝飾元素。這些華袍讓我們想起它們在中西亞歷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

金剛乘：喜瑪拉雅藝術
藏王赤松德贊（742-797）一開始迎請印度那爛陀寺的住持寂護（725-788）前來西藏；然而，寂護雖然是熟悉經論的佛教大乘中觀派學者，對降妖伏魔並不擅長。在受到排擠不得不離開之前，寂護向藏王建議了去迎請以修持密法聞名的蓮花生大士。
775年，蓮花生在藏王使者迎請下入藏，一路顯現各種神通。在蓮花生一行快抵達時，藏王派大臣率五百騎士去迎接蓮花生，在會面時眾人口渴卻找不到水，蓮花生將天杖往地上一刺，地上湧出泉水，震驚了前來迎接的騎士。當蓮花生與藏王會面時，蓮花生發現藏王傲慢不願頂禮，於是唱了一首道歌，舉手作勢，藏王衣袍便燃燒起來，所有君臣驚嚇地趕緊跪拜頂禮。
此後，藏王重新迎請回寂護，三人共同努力，779年西藏第一座寺廟桑耶寺建成，並培養僧團、組織譯經事業。正因為蓮花生入藏及其努力，佛教在西藏開始有顯著的發展，並奠定了以金剛乘為主的發展方向。